数字经济赋能专精特新企业发展的路径探索

我国专精特新企业发展陷入“新增长困局”,而借力数字迭代、融合、创新和治理,不断促进数字经济与专精特新企业融通发展是破解“新增长困局”的战略性机制。本文结合我国数字经济赋能专精特新企业发展实践,研究提出数字经济赋能内在机制、重点方向与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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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赋能内在机制

我国专精特新企业发展模式偏好于数量和速度增长,这种模式虽然能够收获显著规模经济收益和促进水平专业化扩张,但在全球价值链收益、全球高科技产业分工收益等方面的收获并不十分显著,经常性遭遇来自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和供应链挤压,这充分表明我国专精特新企业的发展陷入“新增长困局”。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增长“动能转换阻滞”。

借力数字经济迭代、融合、创新和治理,不断促进数字经济与专精特新企业融通发展是破局解困的战略性机制,必须充分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行为作用。

增长机制

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增长是一个“力”“智”和“理”等多要素相互促进的辩证过程。首先是“力”要素,主要指推进和驱动,包括产品力、品牌力、资本力、金融力、平台力、协同力等。其次是“智”要素,主要指数智化,包括知识和经验积累、技术创新应用、平台运营、网络与安全治理等。最后是“理”要素,主要指学理和道理,包括思想、理论、愿景、格局和视界等。“力”“智”“理”的相互作用是激发专精特新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内在机理。

赋能机制

数字经济赋能专精特新企业是一个内含赋力、赋智、赋理的辩证过程。

数字赋力方面,数字经济重构专精特新企业生产函数,引领和促进生产方式变革,引领和促进产品、品牌、资本、金融、平台、网络的协同创新。

数字赋智方面,高质量增长的核心要义在于如何借力数字经济所内蕴的知识体系、技术体系、创新体系、治理体系、安全体系的创新动能。尤其是在核心产业培育、高科技产业链自强自立以及数据应用与安全治理领域,如何激发创新潜力和内在活力,实现资源敏捷性,提升协同效率。

数字赋理方面,我国经济发展的内部环境和外部条件发生深刻变化,尤其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历史交汇,增大了发展的风险性、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要求专精特新企业坚定应对复杂性变化的信念以及秉持科学发展观和科学方法论求变创新的科学决策。

协同机制

我国专精特新企业由于规模增长依赖性,在数字经济赋能领域实际上存在着比较普遍的“策略性迎合”,必须实现从“策略性迎合”向“战略性进取”转变。另外,我国专精特新企业发展进程中,客观上存在一些重要的链机制,包括价值链、产业链、供应链、金融链、资本链、商品链、服务链、人才链乃至更广泛意义上的市场链等,这些链机制相互作用形成复杂链结构协同,成为数字经济赋能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增长重要传导机制。

循环机制

重点是要实现供应链循环、生产循环和市场循环。

供应链循环的核心在于促进数字经济与供应链管理的全面融合。

生产循环的核心在于以扩大内需和关键投资为杠杆,健全完善内需体系。

市场循环的核心在于建立形成两个市场的联动发展机制,不断增强外需市场对内需市场的传导带动效应。

循环机制的意义在于通过“互联网+”“人工智能+” “区块链+”等形成产业互联网,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引流、集聚和配置资源的功能。

政府机制

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是政府行为的前提。

在涉及有关数字经济发展及其赋能的一些重要问题上,譬如资源配置、研究与开发、技术应用、新产品开发、营业推广、供应链合作、制造执行、平台经济以及组织学习等,必须经由市场机制甄别和充分认证,才能形成合目的性选择。但在另一些重点方向上仍需充分发挥政府作用,譬如数字新基建、关键性数字投资、数字化治理、供应链应急管理、 重要产业链安全保障以及稳外贸等方面。

政策重心应聚焦于有利于促进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增长的激励协同,综合利用财税、金融、投资、科技服务等多种政策手段,积极构建面向数字经济变革的新型政府治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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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赋能重点方向

数字经济赋能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增长并非简单作用过程,而是一个多种因素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复杂系统过程,客观上存在一些重要的关系、结构、行为及相互作用机制,必须抓住重点、稳中求进、破旧立新。

企业“智脑”建设

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增长必须依赖于企业大脑的组织和指挥,作为运营与管理的中枢机制,企业大脑充分发挥联接、网络、整合、配置等多方面职能作用。

随着数字经济与专精特新企业融通发展的深入推进,企业大脑被赋予更全面数字化内涵、品质与特征,进化成为企业“智脑”。

“智脑”具有更充分智慧和智能,而这些智慧和智能有利于专精特新企业应对复杂性变化的科学决策,明辨方向把握大政顺势而为。我国专精特新企业“智脑”建设仍处于初级阶段,应致力于促进组织变革、领导力创新、文化革新、数字孪生、深度学习以及大模型开发应用等基础性工作。

全球价值链变革

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是制造业发展的必然性趋势,特别是随着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的发展,制造业加速向服务化制造迈进,也就是价值链将由以制造为中心向以服务为中心转变,这不仅极大改善制造业品质,而且构成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源泉。

主要发达国家制造业中的服务增加值,美国占70% 以上、德国占65%以上、日本占60%以上。与此形成明显对比的是,我国专精特新制造业中服务增加值仅占40%左右。这实际上也是我国专精特新制造业与发达国家先进制造业差距的一个重要表现。

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性影响因素包括资源禀赋、资源配置、专业化与分工、生产组织形式、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变迁等。

从增长源泉可解析为包括制度效应、配置效应、分工效应、技术效应、 组织效应、生产效应、管理效应等在内的复杂性结构。

传统意义上,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路径在于如何用资本替代劳动、技术替代劳动以及技术替代资本等。由于边际生产率递减规律的作用,这种替代路径必然受限。数字经济在充分激发要素替代作用的同时,更加强化要素互补性作用所创造的超边际生产率。

通过数字经济赋能在打破传统生产制造活动的技术可达性和经济可行性制约的同时,能够极大促进要素流动和供应链协同效率提升。

生产方式创新

充分发挥平台引流、集聚和配置资源功能,将上下游企业、产业链不同环节、生产者与消费者连接形成产业互联网。通过将大数据分析与管理技术、云计算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应用于制造业,推动企业实现需求精准响应,推动传统生产方式数字化转型。通过促进制造业与金融的融合,极大提升专精特新企业资本密度和金融深度,改善并促进专精特新企业资本深化。

供应链协同创新

传统供应链大多基于企业主体的自我建构且通常自成体系,企业基于某些利益因素的考虑往往会阻止某些变革的推进,供应链跨企业、跨产业、跨区域合作面临阻滞,特别是基于供应链合作的数据互换、数据访问、数据共享更加困难,这会抑制数据共享的溢出效应。

数字化供应链的本体包括网络化、数据集约化、平台化、智能化等多要素。企业应重视相关采购、决策、管理、物流、制造、金融等关键链点,要分步有序推进单个链点数字化,要有序整合推进整体链环数字化,要促进协同和供应链引流,不断提升供应链敏捷性、适应性和协调性。

全面管理变革

管理是一种生产力,也是质量和效率的根本保证,这表明管理在现代经济中的重要性。数字经济是新经济,贯穿了前所未有的新知识、新思想、新理论。因此,数字经济管理不能完全适用于过去的手段和方法。数字技术不仅是管理工具,也是重要的管理方法论体系。

譬如,利用大数据分析不确定性,找出关键性影响因素,将管理决策由过去主要依赖于经验转型到主要依赖于知识,是提高决策科学性的根本途径,利用大数据分析市场、分析顾客,有利于供求匹配实施精准营销。

企业学习变革

影响企业学习的关键性影响因素包括经验、技能、结构、战略、文化、教育、心理、认知、策略性执行、社会资本等。因此,专精特新企业学习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复杂知识的创新过程。专精特新企业面向数字化转型需要学习变革,这一方面因为数字经济中数字成为“关键或核心生产要素”,数字与劳动、资本、资源 等生产要素不断融合,反映了最具时代特征的生产要素的重要变化,另一方面因为学习能力成为专精特新企业数字化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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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赋能路径选择

数字化本质就是通过促进数字经济与专精特新企业融通发展,不断激发和促进专精特新企业新质生产力,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

促进数字经济迭代

我国专精特新企业经常性遭遇来自发达国家的技术挤出和封锁,这主要缘于其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不足。技术迭代意指数字技术替代传统技术,通过迭代全面促进企业技术基础更新升级和新技术体系建构。

在数字化的意义上,数字经济迭代并非孤立或纯粹技术迭代唯一进程,而是一个内含知识、能力、技能以及理念、愿景、心智模式等多方面内容的全面迭代体系。我国专精特新企业数字化迭代已取得显著成效,但仍存在一些短板制约,譬如研发强度不足、基础研究不足、创新链与产业链脱钩、人才资源支撑不足等。应积极聚焦关键核心技术和高科技产业链创新,充分做好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x的各方面工作。

增强数字经济融创

数字或数据成为关键核心生产要素,通过与劳动、资本、技术要素的集约,数字经济重构专精特新企业生产函数,产生显著融合与创新经济效应。

在融合意义上,包括生产方式融合效应、技术体系融合效应、产业组织融合效应以及链融合效应等。

在创新意义上,包括配置效应、增殖效应、乘数效应和驱动效应等。

这些融合与创新经济效应不仅改变专精特新企业信息化路径和知识获取方式,而且改变其资源与需求匹配模式,不断拓展面向未来的增长与发展空间。应坚持科技自强战略导向,积极做好研究与开发、科创平台、科技金融、产学研合作、产教融合等各方面工作。

健全数字经济治理

必须统筹数字经济治理与高质量增长的辩证关系,充分运用法律、法规、政策、制度、规则、标准等,对专精特新企业数字化进程实施有目的、有意识、有原则的规制、调控与激励。

我国专精特新企业数字化进程深入推进,但治理不能完全适应,形成一系列治理困扰,譬如平台垄断、资本无序扩张、泛金融化、算法掠夺、数据寻租、数据侵权、多主体治理分割等。

应紧紧抓住治理现代化这一主线,加强法治化制度化建设,加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促进形成多主体协同治理新格局。工作重心应充分聚焦到数据应用治理、平台运营治理、网络安全治理、技术创新治理、知识产权治理、数字金融治理等重点方向上。

完善数字经济安全

安全发展是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增长的底线原则。这里的安全主要指数据安全、网络安全、技术安全、金融安全、知识产权安全等,安全发展即是在确定的法治化和制度化约束下,充分保障和实现专精特新企业数字化进程平稳、有序、生态和可持续性。

我国专精特新企业安全发展机制尚未健全,在缺失法治化和制度化的格局中,难免内生某些机会主义和道德风险,加强安全治理法治化制度化建设至关重要。应积极做好合法性、合规性和安全性审查、安全风险评估和预警、政府安全监管、行业安全自律以及企业安全履行等基础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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