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支付、减税等大事，周小川、楼继伟最新观点来了！

昨日，第9届财新峰会召开，会上周小川、楼继伟、朱民等多位“大咖”发表了演讲。其中，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前副总裁朱民表示，贸易争端对经济的实质影响通常在2到3年内达到顶峰，即在2020年，全球股市完全有可能产生大幅波动。

周小川重点分析了区块链技术在金融体系中的应用，他认为，新兴电子支付和数字货币已经对支付行业产生了重大影响，也可能对跨境支付带来重大影响。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全国政协常委、外事委员会主任楼继伟则表示，减税应该多减一点企业所得税，降低个人所得税的边际税率。

此外，工商银行董事长易会满在财新峰会欢迎晚宴上表示，金融从业者与市场分析师对于银行股存在分歧，比较全球银行业，他认为，中国银行业的外部环境比世界上很多国家要好得多。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前副总裁朱民表示，贸易争端对经济的实质影响通常在2到3年内达到顶峰，即在2020年，全球股市完全有可能产生大幅波动。

以下为他的主要观点：

特朗普政府挑起的贸易争端无疑是当今全世界的金融最为不确定的因素。

朱民认为贸易争端将从三个方面对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产生影响。

其一，全球贸易规模将进一步下滑。当前全球贸易增长已经低于金融危机前水平，受人口老龄化、年轻一代消费偏好变化等因素，各国对进口商品消费需求增速放缓，这一趋势将被贸易冲突扩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将尤其受到重创。

其二，贸易争端将扰乱全球产业链配置。在过去20至30年内，全球经济已经形成完整的产业链。贸易冲突发生之后，外来直接投资水平显著下降，企业正在重新考察全球资产配置，这将对亚洲、拉美等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国家产生巨大影响。

其三，贸易冲突将损害金融市场的信心。自2018年5月以来，全球尤其是新兴国家的金融市场出现大幅波动，还伴随着不断的货币流出和资源贬值。上述影响会在2020年达到峰值，届时美国经济增速也会从目前的3.0%的水平放缓至2.5%以下。

近期和美联储前主席耶伦（Janet Yellen）就美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有过交流，她（耶伦）认为美国今天经济潜在增长率水平还是2%。所以美国的经济增长会从2%到3%左右会逐渐回到2%的增长水平。”

中国金融学会会长、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周小川在发言中指出，新兴电子支付和数字货币已经对支付行业产生了重大影响，也可能对跨境支付带来重大影响。他表示，当前全球跨境支付方面的确有很多不便之处，但是如果结合数字货币技术，跨境支付在多大程度上会影响到国内宏观政策调控，需要引起重视。

以下为他的主要观点：

可将数字货币区分为央行的数字货币，以及私营部门的数字货币，当然也可以包括PPP（公私合营）的数字货币。相比于央行担负着币值稳定、金融体系稳定的职能，私营部门如果没有建立合理的机制、法规条例以及激励，就有可能只关心市场份额、效率和成本，但不一定关心币值稳定。随后出现的锚定央行货币的“稳定币”，也是基于币值稳定的需求。

如果电子支付和数字货币让跨境支付的效率大幅度提升，需要研究的事情还不少，其中也涉及到有没有全球性的权威机构或者是全球央行之间的协调来支撑；以及防止一些国家可能会采用金融制裁手段，对货币结构以及电子支付和数字货币的特性都会产生影响。

技术上，我们必然会考虑将电子支付和数字货币取得的进展用于跨境支付，但必须要解决更多的问题，才能真正把跨境支付做好。

当前全球跨境支付方面的确有很多不便之处，但是如果结合数字货币技术，跨境支付在多大程度上会影响到国内宏观政策调控，需要引起重视。而从金融稳定的角度，今年新兴市场汇率贬值、资本外流的问题较为显著，这一问题也需要纳入考虑。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全国政协常委、外事委员会主任楼继伟表示，减税应该多减一点企业所得税，降低个人所得税的边际税率。他表示，刚刚公布的去年社会保险基金的决算中，各级财政对社保收支的补贴达到1.2万亿元，而且每年增长很快。社会保险体系是高度碎片化的，每年都要靠财政补贴，这个问题不解决，补贴还会较快增长，是不可持续的。

以下为他的主要观点：

当初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美国社会陶醉于居者有其屋的美国梦，对风险不关注。华尔街更是情绪高涨，面对已经出现的风险，政府和企业、社会都不作为，最终酿就危机。与2008年危机前的情况类似，如今的美国也是信心满满，无视可能触发的危机。不同之处在于上次的美国政府是不作为，而现在却是逆着历史潮流而动。这使得人们不得不对全球经济发展的前景心生疑虑。

北欧国家福利较好，财政收支占GDP比重达到40%，但实现了可持续。其做法是增值税税率达到20%以上，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税率比较低，这样企业仍然很有竞争力，因为增值税其实并不是企业的负担，而是最终消费者负担，中国在两个所得税上减税的空间是有的。

地方财政扩张空间不大，债务已经非常沉重了，而地方财政收入不如过去，再次启动大规模基建，杠杆率就会越来越高，会把风险往后推，到时候再出系统性风险的麻烦就更大了。

刚刚公布的去年社会保险基金的决算中，各级财政对社保收支的补贴达到1.2万亿元，而且每年增长很快。社会保险体系是高度碎片化的，是每年都要靠财政补贴的，这个问题不解决，补贴还会比较快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

中国在建设公平和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进展仍然缓慢，在老龄化加剧的情况下，无论是社会养老保险还是社会医疗保险，压力都非常大，从中期看，并不乐观。

通过一些财政工具对当前陷入风险的一些金融机构拆雷、降杠杆、去风险，财政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但这要求监管方面要有市场化的思路，监管如果不适当的管制，财政的一些措施是比较难出手的。

政府不主张“国进民退”，也没有这一提法。无论是国企、民企、外企都应该自由在各自适应的范围内活动。对外贸易中，国营的占比越来越小，不到20%，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已经占82%。与之相反，国有企业特别适合于在基础设施或准基础设施，或者说一些基础性的产业。这些现象是市场竞争的产物，不应该说是“国进民退”还是“国退民进”，而应该是平等对待各类市场主体，让他们在竞争中去获得各自的位置。

2018年11月17日，工商银行董事长易会满在第九届财新峰会欢迎晚宴暨“2018 Institutional Investor · 财新资本市场最佳分析师”颁奖仪式上表示，金融从业者与市场分析师对于银行股存在分歧，比较全球银行业，他认为，中国银行业的外部环境比世界上很多国家要好得多。

以下为他的主要观点：

长久以来，银行股估值较为惨淡。截至目前，整体银行业平均估值水平约是0.7-0.8倍市净率。比如有分析师测算，预期2018年全年A股银行股平均市净率为0.86倍，到 2019年将下降至0.77倍。多位市场人士称，这一估值反映了对银行业名义不良率的不信任。

第一，要全面客观地判断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跟发展预期，“尽管有挑战，但中国经济在全球增长势头最快之一的大趋势不会变”。

第二，要全面判断金融科技对实体金融的影响。我觉得，市场对这一点反映的不是很客观。不可能谁替代谁，也不可能你死我活。经过这五年时间的发展，现在的情况是各有定位，优势互补，是通过合作来共同推动金融业的创新发展，因为不管何种形态，尊重金融规律是硬道理，违反规律肯定受到惩罚。

第三，要全面客观判断资本及资产质量、净息差等商业银行经营的核心要素，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善于分析核心竞争力的构成要素。我们还要善于发现中国银行业经营环境的特有优势，实际上大家比较一下全球银行业，中国银行业的外部环境比世界上很多国家要好得多。

整个中国的银行业的经营情况，在全球来看都比较好，我们做董事长的，也非常关注每一年、每一个季度的经营指标。我建议，需要客观、理性地看待银行业，更需要用战略的、宏观的思维来看待银行业，还需要善于把握银行业的发展趋势与规律。

当今世界正经历新一轮的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来到了十字路口，全球经济深刻变革，全球化波折，国际经济变革加速推进，新一轮的科技跟产业革命机遇。面对世界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中国将坚定不移地奉行互为共赢的开放战略，持续放开市场准入，营造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中国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

当前银行业发展也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处在重要的关口。一方面，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正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金融市场改革不断深化，金融乱象治理取得了积极成果，将从多个维度重构金融生态环境。13亿的内需市场和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中等收入群体将产生丰富的金融需求，将为银行创新发展提供广泛的空间。

另一方面，目前面临“成长的烦恼”和“前进中的问题”：一是国际经济不稳定，不确定，全球金融市场的波动加剧，给银行经营带来更多风险；二是实体经济运行困难增多，区域、企业分化趋势加深，有可能向金融领域传导，这需要经历一个艰难的阵痛期；三是金融科技发展带来创新动力的同时，也对银行传统经营理念服务模式带来了挑战；四是全球银行业金融强监管周期，中资银行走出去面临更大的合规压力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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